夜探“8.17” 事故现场
事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最真的事实往往是不容易得到的。为了无限接近事实，《新闻焦点》记者在采访实践中磨练着自己的勇气与智慧……
2007年8月17号，新泰市柴纹河决口，大量洪水涌入华源煤矿的矿井里，172名矿工生死未卜。
消息传来，一位副主任带队，记者手持采访机跳上汽车，一路狂奔着赶往新泰。决口是否堵上？救援情况如何？怎样开展采访？我们一无所知。
傍晚时分到达新泰，如何搞清事故现场的准确位置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连很多本地人都搞不清楚决口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何况是人生地不熟的我们？
通过关系，我们获悉一位省领导将在晚上八点赶赴现场指挥抢险。匆匆吃了几口饭，我们驱车早早等在了车队必须经过的路上。一见两辆挂着鲁O牌照的越野车急速驶过，我们马上紧紧地贴在后面。
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路，陌生而异常崎岖，车速，却快的要命，如果跟不上前面的车被甩掉了那就前功尽弃。我们的司机师傅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十几米不断闪烁的红色车灯。
一路上，不停有警察要求我们停车接受检查，我们都以跟随领导的名义冲了过去。现场就在前边，容不得你有丝毫的犹豫与迟钝，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人客套。
连续闯过了两道封锁线，我们终于杀到了决口的核心区域。天太黑，一下车记者就一脚陷进了没过膝盖的淤泥里，皮鞋里顿时重的跟注满了铅似的。顾不得这些，打开手中的采访机，我们冲了上去。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混乱的场景，肆虐的洪水通过60多米的决口奔涌而出，井下矿工生还的希望正随着那哗哗的水声在一分一秒流失，数千解放军战士、当地干部群众源源不断地把石块、树枝甚至一辆辆卡车扔进去封堵决口。
很快，记者在现场遇到了第二个麻烦，身后的发电机一直发出轰轰的巨响，两人相隔三米距离说话根本听不清楚。对于依靠声音吃饭的广播记者来说，采访录音不清晰无疑是最致命的。
为了获得尽可能清楚的音响，记者不得不把话筒努力往省领导身前凑，也就是这一举动给记者带来了第三个麻烦。警卫局的同志对领导身后那个很不“安分”的毛头小子产生了怀疑，几个五大三粗的人把记者提溜到一边去详加询问，手中的采访机和身上的相机也被搜走了。
得知是一场误会之后，坐在大堤长条椅子上的省领导哈哈一笑，专门接受了我们一个长达十分钟的独家专访。对记者来说，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就这样，从省领导到村书记，从解放军战士到当地群众、矿工，记者用手中的采访机真实的记录了在灾难面前，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所思所想；从前线的抢险到后方的家属安置再到各方的援助，记者用眼睛与心灵去见证了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各个层面，为“8.17”突发事件的报道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广播素材。
发完稿子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6点多，躺在床上的记者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在过去的10个小时里，脑海里充满了紧张、刺激与兴奋。现场就是战场，一点都没有错。为了拿到一手的新闻事实，我们甚至比士兵还要冲在前面，就算是倒下了，话筒也要朝前。做为一个新闻人，做为一个广播人，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幸。
在得到栾丽君去世消息的一刹那，我的思维顿时短路了好几秒钟。尽管早就知道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以她的急性白血病，能够拖到今天已经算是奇迹了。然而，当得知一个曾经的生命真的远离这个世界时，内心的震撼与悲伤还是那样的真切。
其实，我跟栾丽君只见过一次面。200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和烟台台记者一起来到栖霞市一个农家小院。那真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小院，除了日常用品和农具，家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与整个家庭摆设格格不入的是，屋子的正中央居然摆放着一台电脑，而且还连着网线。
栾丽君就坐在这台电脑前，正在给那些关心她的网友们留言。她边打着字边告诉我说，这台电脑是她还在上学时做家教家长送的，她现在身边不好，每天最多上一个小时的网。
采访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中进行着，面对着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女孩，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定位与她进行交流。看着那张因为化疗而虚胖却时时带着微笑的脸，脑海中原先预备的采访提纲忘的一干二净，我的第一个问题脱口而出：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栾丽君的超脱与乐观令我吃惊！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面对死亡时，都可以做到如此地洒脱。她说自己就像一根小草，喜欢大自然的芳香；她说“彩虹女孩”这个名字是自己起的，她想为世界增添一丝美丽。
我问她为什么心态这么好，她笑着说，不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会笑我封建迷信，我在信佛教。
其实这一点我早就猜到了，因为她家的大镜子上就挂着几张菩萨的照片。我原本就不会去笑她，当一个人陷入彻底的黑暗时，你又怎么能扼杀他追求光明的一丝信念呢？我甚至有点希望佛祖真的能够显灵一次，救救这个年仅25岁的女孩，可怜可怜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尽管我从来不相信这一套。
当我和栾丽君交谈时，她的母亲在另一间屋子落泪，她最小的妹妹在一旁写着作业。栾丽君说，她很愧对这个家庭，父母含辛茹苦把她抚养大，好不容易把她送上大学，自己却得了绝症，看来今生今世是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不难看出，对栾丽君来说，她心中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已经上了年纪的父母，她不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减轻因为自己的离去给父母造成的巨大伤痛。
回到济南后，我以《彩虹日记》为题，把栾丽君和她的病友宫玉峰的故事做成了两期专题节目。在节目制作时，我特意压混了韩国电影《雏菊》中的配乐，因为在我看来，那是一首唯美的音乐，刚好配上这段唯美的故事。后来这期节目获得2006年度山东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并代表山东参加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评比。
在创作节目时，听着栾丽君的录音和忧郁的配乐，我时常感到自己走进了这个坚强女孩的内心深处。同为胶东人，又是80后的同龄人，我真的很能理解栾丽君的举动：她把十万块钱转捐给宫玉峰，是因为她从宫玉峰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子；她拒绝失散多年的妹妹为自己捐造血干细胞，是因为她在为父母还债（父母遗弃了妹妹二十多年）；她选择用坚强应对病魔，是因为她不想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悲伤中度过。
或许，栾丽君的这些举动原始动机都不够伟大，但它们却组成了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彩虹女孩”形象。透过这个形象人们看到的是善良、真实、对父母的爱和对别人的关怀，而随着栾丽君的逝去这种形象也变得愈发高大而光彩夺目。
如今，栾丽君走了，留着她的父母和那个家庭的肯定是无法弥补的伤痛，而对于社会而言，留下的却是一段不朽的人生传奇！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比如生命的长短，有些事情却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比如你以何种方式来渡过自己的余生，是高兴或是沉郁。栾丽君以自己的生命向命运的不公说不，尽管她去了，但她却不是一个失败者。
宫玉峰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有长度也有宽度，长度不一定有多长，只要是宽度做到了就可以了。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一百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强的多！这段话，或许是对栾丽君短暂而精彩的一生最好的评价。
丽君，一路走好！我们相信，在风雨之后天上出现的那道七色彩虹，一定有你的美丽！
来济南后，时常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人口中听说济南丈母娘的一些故事。最常听说的场景是，女儿和女婿吵架了，济南丈母娘会带着小舅子、小姨子一大家人连夜打车赶过去，把女婿拾掇一顿，并把女儿领回家。
听多了，对济南丈母娘还真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心底下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找本地的女朋友，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在济南可没有那样的“主场优势”。
这些故事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反映的却是父母对成年后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而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我的老家——胶东的荣成，则肯定是另外一个版本。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据说在我很小很小还不懂事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吵架的理由估计不会是什么大事，其实夫妻之间吵架原本就不会因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多都与因为心情、性格、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有关，与人品好坏无关，也分不出孰对孰错，谁占理谁理亏，更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据说当时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吵的惊天动地，谁也不肯退步，伴随的是家里鸡飞狗跳，盘子、碗摔碎了一地。一气之下，母亲抱着小小的我冲出家门，连夜赶了十几里路回到娘家。
到了姥姥家的门口时已是深夜，姥爷和姥姥也己经扣上门睡下了。听明白情况后，一向疼爱女儿的姥爷竟然出奇地狠心。他按住姥姥的手，坚决不许开门。隔着门缝，姥爷扔出来两句话：
“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别回来了。”
“早点回去吧，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
感到一肚子委屈的母亲在门口大哭起来，什么也不懂的我也跟着傻傻地扯着小嗓子哭。过了一会，黑黑的大门依然紧闭着，母亲只好抱着我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了。
当时父亲在家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内心无比担心却又碍着面子不肯出去找。看到母亲心气全无地主动回来了，又得知了姥爷的处理方式，他也低下了那一度高昂的头。
几天之后，两个人和好了，日子也一天天过下去，直到今天。在接下来的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母亲和父亲虽然也经常吵架，但大家都很理智。因为在那个漆黑深夜，没上过一天学的姥爷一个看似不近人情的举动，告诉了当时还年轻着的他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家庭生活中，妥协的代价，永远比硬抗的代价低。
不幸的是，早在1992年，姥爷就身患肝癌去世了。在之后的一个清明节的早晨，已经有些懂事的我，亲眼看到一向性格刚强的父亲，眼睛红红地站在姥爷的墓碑前久久不语，坟头上插着一支被点燃的香烟……
一天晚饭后，四岁的小表妹一本正经地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嫁给小兵。
一语石破天惊！
表妹解释说，第一，小兵长的“酷毕”了，幼儿园里的小女孩都喜欢它，第二，每次做游戏时，她和小兵都分在一组，特有缘。因此，她决定做他的“紫薇”，两个人拉钩说好了要“相爱一生”。
全家人笑成一团，姑姑把一口米饭喷到姑夫的脸上。
之后的一天下午，我送表妹去幼儿园。她从孩子堆里拉出来一个，告诉我那就是她的“尔康”——小兵。眼前这个小男孩满身灰尘，拖了两串鼻涕，神情却是很得意。看着小情侣手牵手走进教室，我哭笑不得。
不久后的一次晚饭后，放下碗筷的表妹又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不要嫁给小兵。
她的理由是，她已经是班干部了，而小兵还是个“毛孩子”，身份不一样了，而且小兵还把糖果分给别的小女孩吃，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好一个“女陈世美”！刚升官就把人家给“甩”了，全家人又笑在一起。
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心中反而为现在的孩子有了一种莫名的担忧。
27年前的一个初春，两个男孩哭着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出生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一个村庄里，是我；另一个出生在南半球的巴西，他的名字叫罗纳尔迪尼奥。
这一天是1980年3月21号（农历二月初五），初为人父的老爸看了一下手表，我出生的时间是早晨八点零五分，院子里遍地都是早晨的阳光，于是我的小名就不用再费脑筋了，就叫晨光。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所以出生时不会有什么祥云笼罩，满屋紫光。不同的是，肤色黝黑，背后隐约有一块红斑，吓得爷爷不敢抱，老爸却笑着说：生了一个包文正。一个多月之后，肤色才渐渐变白，红斑也褪去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27年后，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罗已经名扬天下，驰骋在欧洲足坛上，我仍然沿着我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前行，上学、工作、恋爱。我也没有机会像包拯那样成为“龙图阁大学士”，大学毕业之后，我留在省城当了一名记者，用媒体的眼睛去审视这个世界的阴暗与黑白，用心灵去体会一个普通人的幸福和无奈。
如果说，一个人的诞生是一段历程的起点从而拉出一条人生曲线的话，那么这个起点却是有高有低，划出的生命曲线也是有长有短。或许每条生命曲线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似的，有高亢，也有低沉，有波峰，也有波谷，在起起伏伏与游离之间，检验着一个男人的成色。